六七年級大聯盟

時間：七月三日黯時七點半
地點：台北某處（欲參加者，請先以email報名: sisiyaya2008@gmail.com）
活動方式：黯時七點半先請引言人介紹波蘭歷史，約十分鐘後播放《愛在波蘭戰火時》；這部片子大概兩小時，播放完畢之後，不限時閒聊。歡迎有興趣、有時間的朋友共襄盛舉。



開往卡庭的火車上

原文 ◎ 帕維爾．斯衛特立考斯基（Pawel Swietlikowski）
英譯 ◎ 沈漢娜（Hanna Shen）
中譯 ◎ 夏禱

在我們的一生中，有些日子和事件會一直留在記憶中，直到我們死去。時間不能把它們從記憶中抹除，它們不會消失在群集的失敗或是堆疊的經驗中。我們會記得它們，而那「事情是否必須如此」的徒然思考將如惡夢一般追獵我們。

在我的一生中有許多死裏逃生的時刻。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我奇蹟一般地逃離了我後來才得知的，駛向卡庭森林的火車。今天，我很可能和那些波蘭英雄、波蘭軍隊的精英一起躺在堆滿了屍體的萬人塚裏，腦後中槍……但我活了下來，並把真實說出來。

命運或上帝是什麼？在那難忘的十月三日，一個陌生女孩手拿一條麵包走近載著我的火車。我正朝窗外望，她對我說：「先生，我要把你帶走。」她爬上火車階梯，走過持槍看守火車的蘇聯士兵；她走入我的車廂，又說了一次：「我要把你帶走。」我什麼也沒說跟她下了火車，因此而得救了。站在車旁的蘇聯士兵沒有反應；他不知道等待這些波蘭戰俘的是什麼，只是被告知「保護他們，因為他們要回家了。」

在那一刻，我並不知道這陌生的女孩救了我的性命——她把我從「卡庭火車」救了出來。直到一九四三年德國人出版了《卡庭罪行》一書，我才知道那是開往卡庭的火車。

我死裏逃生，但我親眼看見這輛悲劇的火車載著將被以最野蠻的方式處死的波蘭軍官。兩萬兩千名軍官、警察、政務官埋在萬人塚中……我們祖國的騎士。（摘自《沃爾庫塔古拉格：一名波蘭軍官的回憶》）
沒有記憶的國家將死去

文 ◎ 沈漢娜
譯 ◎ 夏禱

「人們說我們這一代既不能真正悲傷，也不能真正快樂。」帕維爾．斯衛特立考斯基，我的舅公，我祖母兄弟的這句話反映了落在他和他的同儕肩上的災難是多麼深重。

青年帕維爾曾想在他摯愛的維爾紐斯（二戰前屬於波蘭；現在立陶宛境內）做一名律師。然而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蘇聯入侵波蘭東部，打斷了他的學業。當時二十四歲的波蘭軍官帕維爾被捕，而後又奇蹟式地從兩萬多名波蘭軍官被射殺的卡庭森林的死亡之旅中逃了出來。

在波蘭地下游擊隊中作戰時，他再度被蘇聯逮捕，並被判在西伯利亞沃爾庫塔古拉格勞改二十年。

在《沃爾庫塔古拉格：一名波蘭軍官的回憶》一書中，他描述在「被上帝遺忘的土地」西伯利亞囚禁的戰時經驗。零下四十度，每挖一噸煤換取二十克麵包，每月有兩百個工人死去，普遍的沮喪。「普通人無法相信古拉格，他也不該相信古拉格。」帕維爾說。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使他活了下來。希望祖國不會忘記他，有一天將需要他——這個召喚是帕維爾的動力，無論是在勞改營做礦工，還是在被釋放後回波蘭……不是「他的波蘭」，如他所說，卻是共產黨統治的波蘭。

帕維爾成為一名工程師和波蘭的重要礦業專家。一九八九年波蘭自由後，他成為了作家。他有了新的使命：開墾記憶——在卡庭森林被謀殺的人，沃爾庫塔古拉格，以及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監獄的記憶。「沒有記憶的國家將死去。」他說。



記錄歷史的原兇──愛在波蘭戰火時
Hanna Shen 2008/08/28

　2008奧斯卡提名最佳外國影片的波蘭導演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近日表示：「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最佳治療方法，就是將歷史事實展現並誠實地陳述出來。」當慘烈的歷史問題被誠實的展現出來時，傷口才可能治癒。

　華依達在他最新的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電影原名為《Katyn》）中，即揭露了一項慘烈的歷史傷口。

　Katyn是距離波蘭及蘇俄邊境數公里的一個隱密的俄國森林，於1940年春，蘇聯政府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對被俘的波蘭軍民進行慘絕人寰的集體秘密大屠殺，而且將屍首秘密埋藏於森林深處；到目前為止，出土屍骨估計遇害人數估兩萬兩千人。這些受害者包括當年波蘭知識份子、軍官、牧師、作家、教授、記者、工程師、律師。由後來挖掘出來的屍首及殘骸證據顯示，清一色是頭部中槍彈致死，被殘酷處決的這群人是史達林認為會妨礙推動波蘭「蘇維埃化」之知識份子，換言之，史達林認定消除波蘭的精英份子，就能更輕易地進行共產主義在波蘭的進行。

　電影述說這群被祕密屠殺的波蘭人以及其家人的故事。電影中令人感動的是這些受害者的家屬大部分是女人：等著這些男人的母親、妻子和姐妹。除了音訊全無，生死未明，永無休止等待的那些女人，不僅要面對政府宣傳機關所給予的謊言，還要一邊保護被謀殺的兒子、丈夫和父親的名譽，雖然這些波蘭男人們被打敗，慘遭蘇俄違反戰俘待遇秘密屠殺，但是，波蘭女人卻仍極力保持回憶及揭發事實來對抗共產黨的迫害。

　華依達的電影除了述說當年的罪行外，更針對共產黨的宣傳機關編造出指控納粹謀殺波蘭軍官的謊言，提出了嚴厲的控告，該謊言即為「卡廷的謊言」。當年，共產黨統治下是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1970年代，筆者還是波蘭華沙小學生時，小學的老師教我們「卡廷森林大屠殺是得國納粹進行的。」我舉手說：「不對！是史達林的罪行。」老師馬上打電話跟筆者的爸爸說，這些話會造成危險。

　直到1989共產集團崩潰，波蘭人才能提到『卡廷事件』是蘇聯人造成的。吊詭的是在1945年前後，卡廷森林的屠殺事件卻成為蘇聯政府與波蘭之間發展友誼的基礎，莫斯科方面有意從頭到尾宣稱該罪行是由納粹所為，即便是到2007年及2008年初，俄國的報社仍暗指兇手是納粹。

　俄羅斯與波蘭在卡廷罪行的法律歸屬方面，仍然維持分歧的局面，波蘭認為這是一場集體屠殺，因此，要求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並徹底公開蘇聯政府的文件。蘇聯政府則宣稱此慘案並非集體屠殺，儘管直到1992年有更實在的資料顯示此事件之元兇為蘇俄，但是，俄國當局卻仍將此事件歸咎於戰爭時期特殊案例，甚至有意忽視此違反人性的罪行，甚而以軍事罪行的五十年追究期限已過，企圖推卸責任。

　還好並非所有的俄國人都有同樣的反應，有部分俄國民主人士、人權份子即在此片於莫斯科進行首映後，請求波蘭人「原諒」此慘案。諷刺的是，西方世界對於「卡廷事件」也同樣保持沈默，完全忽略此事件之歷史，為什麼呢？《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娜‧阿普爾鮑姆（Anna Applebaum）在其所著且備受讚揚的新書《古拉格》中，對此現象亦提出相同之疑問：為何西方國家左翼分子（特別是在歐洲）並不熱衷於討論共產主義長期的罪行？

　原因是大多數人對於共產黨的罪行已見怪不怪，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在1930年代恐怖統治的饑荒時期中，史達林殺死烏克蘭人的數量，比希特勒殺死猶太人的數量還要多。共產黨擅長宣傳，現在有許多年輕的臺灣人穿著印有古巴共產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頭像的T恤，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共產主義革命家不僅是一個「殺人機器」，還是古巴強迫勞動集中營的創辦者。

　西方人士曾極力為共產主義獨裁者所建立的集中營及恐怖事件辯解，他們認為「若過度責難共產主義，就等於是在責難其信仰」。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社會公平，但在實踐過程中卻是：逮捕、審問、處罰、苦力、謀殺及掙扎生存。西方國家通常認為納粹體制是一種不合理的空想，此想法一點也沒錯，但與此概念同樣不合理的的共產主義體制卻仍出現於前蘇聯、蘇聯，甚至出現在中國。

　安德烈‧華依達的電影即在於呈現出共產主義想法所產生的罪行，《Katyn（卡廷）》是第一部具體呈現共產黨罪行的電影。但當今還有些國家仍在為共產黨找藉口續行那些同樣的罪行，例如，筆者於1996年於內蒙古認識的中國知識份子 Hada（哈達），至今仍在監獄中，由世界人權組織的網站 (http://www.smhric.org/)，可看到其妻子仍為他的自由奮鬥，而類似案例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仍有成千上萬。

　《愛在波蘭戰火時》呈現出刺痛人心的史實，電影中的主要角色是被屠殺的軍官，以及時時刻刻等待摯愛回來、並承受不人道之不確定感的婦女，只有忠心與堅信，才足以支撐那些婦女期待在打開門時能見到漫長等待的男人歸來。

　波蘭人歷經納粹的佔領及共產主義的統治下存活過來，而那些惡魔所留下來的傷痕，只有呈現真實才能撫平。這部與卡廷屠殺有關的電影，講述一段被完全禁止提及的屠殺事件，而此事件卻仍存在於失去摯愛的人們心中，就像華依達的父親在卡廷森林中慘遭殺害，而留下的是揮之不去的悶夢魘，因此，華依達稱本片即如是他本身的自傳電影。

　筆者的舅公Pawel Swietlikowski亦和此段史實擦身而過，他從開往卡廷的火車上逃跑，雖然逃開被槍決的命運，但後來還是被抓進蘇聯勞改營過足的悲慘日子，而他的下半生都在回憶卡廷中被害的人們，他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一開始就由載滿波蘭戰俘開往俄國的火車說起；同樣的歷史場景，不同的詮釋，但仍無法跳脫歷史的悲慘。

　美國著名自然主義哲學家 喬治‧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曾說過一句話：「凡遺忘過去的人，必招致歷史重演。」

　就像台灣228亦有類似的史實，歷史告訴我們，只有找出原兇，歷史傷痕才得撫平。這部電影成為一個歷史見證：在經過這麼多年後，卡廷事件與波蘭自由鬥士的名字，並沒有從波蘭人的記憶中溜走。

　《愛在波蘭戰火時》將在台灣公映，歡迎臺灣人一起見證歷史，不容青史竟成灰，在共產黨的飛彈瞄準下，筆者不知臺灣人如何面對。

（Hanna Shen╱波蘭駐台記者）